日本当代存在哪些社会问题？

日本人口问题，指日本因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和日本的人口结构改变所引发的一系列等相关的问题。

根据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日本人口为1亿2541万（2021年4月）。随着日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本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老龄化、人口少子化、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死亡率、高密度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日本从1970年代初，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整体人口比例为7.1%。经过40多年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日本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趋势最快的国家，2010年时日本的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增至23%。预计到2060年65岁以上老人将接近全国总人口的40%。老龄化的加剧加重了日本社会保障的负担。

目前日本少子化问题严重，已经连续十年自然减少。201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人口减少创纪录，全国人口下降了33万786人。2016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97万6979人，死亡人数为130万7765人

日本老人的社保主要分为医疗保健费、养老金、福利及服务费。由于日本老龄化人口增多导致日本社会保障成本增加，2013年11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全国医疗机构支付的伤病医疗费用总额和日本国民人均医疗费分别首次突破38.585万亿日元和30万亿日元大关。其中医疗费用总额日本政府负担额为14.8079亿日元，已经达到了占38.4%。同时2012年社会保障费达到了26.4万亿日元，超出了25.7万亿日的税收余额，赤字达到1万亿日元。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老龄人口和沉重的社保支出，日本政府从2008年开始一直使用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填补社保缺口，财政开始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危机

由于日本新出生儿越来越少，在经济、社会中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受到少子化问题影响，日本全国停办的学校正在不断增多。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停办公立学校，2003年以后每年超过400所学校关停，仅2011年日本全国就有474所学校倒闭。众多中小学、高等学府的生源渐渐枯竭。

为了应对生源问题，不少包括大学在内的日本高等学府开始违规招生。2012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法科大学院特别委员会工作组公布报告，日本全国74所法科大学院当中，有18所在录取考生时存在“重大问题”。

日本的劳动市场也面临冲击，日本政府2012年发表的《少子化白皮书》称，日本未来劳动力因劳动力减少将出现大量缺口。

同时日本的近年来虐待儿童的恶性事件增多也加重了少子化问题。日本虐童案件从为1990年起统计，2012年日本虐童案件为6.68万件、99人死亡，为有统计以来最高数据

从1990年代起，日本政府为应对少子化问题提出了强化育儿支援的“天使计划”，此后又相继提出了育儿休假制度、扩充育儿补贴、增设保育设施等对策措施。而在老龄化导致社保负担加重的问题上，日本则通过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以及提高医疗费个人负担比率等措施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同时尽管日本外籍人口不断下降，但日本政府拒绝移民计划

自杀在日本已成为一个显著的全国性社会问题。2014年，每天平均有70名日本人自杀，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日本的自杀率相对较高，但自杀人数一直在下降，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4年低于3万人。自杀的日本人中大多是男性，为20-44岁男性死亡的首要原因

造成自杀的因素有失业（由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衰退）、抑郁和社会压力。2007年，日本警察厅（NPA）将自杀动机的分类修改为50个，每例自杀案件最多列出三个原因。结果失业的自杀者上升了65.3％，而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增加了34.3％。抑郁连续三年位列榜首。在日本文化中，光荣自杀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武士的切腹自尽，二战期间的特别攻击队、万岁冲锋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杀事件迅速增加。例如，1998年的自杀人数比上年增长了34.7％。这促使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拨款应对自杀。

一般而言，自杀者大多数为男性。2007年的自杀者中71％是男性。2009年，男性自杀人数增加了641人，为23,472人（40-69岁人群占总自杀人数的40.8％）。自杀是20-44岁男性的主要死因。男性在离婚后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而自杀仍然是15-34岁日本女性的主要死因。2009年，自杀人数增加了2％，达到32,845人，连续12年超过30,000人，相当于每10万人有26人自杀。2012年，自杀人数首次低于3万，此后数字持续下降，2015年自杀人数为24,025，每10万人自杀数则首次跌破20。

富士山山麓的森林地区青木原是自杀的多发地。1988年以前的几年，当地每年约有30起自杀事件发生。1999年发生了74起，直到2002年的78起自杀事件打破了该记录。该记录在第二年就被打破，2003年有105具尸体被发现。警察巡逻该地区寻找自杀者。警方记录显示，2010年，森林中发现247名企图自杀者（其中54人死亡）。

铁路也是自杀事件的多发地，其中中央线快速尤为出名。

截至2010年，自杀率最高的县是秋田县，每10万名居民中有31.86名自杀者，比22.94人的全国平均值高28％。最低的是奈良县，每10万居民中有17.28名自杀者。

许多日本高中生因受到欺凌而自杀。2014年的统计数字首次显示，自杀是10至19岁的青少年最常见的死因

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家庭关系牢固并关系着社会期望。然而，泡沫经济的破裂使“工作换生存”的文化消亡，让这些一家之主意外地挣扎于不稳的工作或失业耻辱中。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2009年初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全国失业率于2009年7月达到5.7％，创历史新高。失业者占所有自杀者的57％，为职业群体最高。失业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按基尼系数衡量）也有所增加。研究表明，与其他经合国家相比，日本的自杀率受此影响更大。

员工为保住自己的工作大量加班，并减少假期和病假，导致压力越来越大，这是自杀的一个促成因素。据政府统计，“工作疲劳”和健康问题，包括工作导致的抑郁症，是自杀的主要动机，占到2008年自杀案例的47％，这对工薪阶层的社会福利产生了不良影响。在2007年2207个与工作有关的自杀事件中，最常见的原因（672例）是过度劳累，称为过劳死。

此外，被迫从职场退休后的空虚也是每年大量老人自杀的原因。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许多公司、社区和地方政府开始为近期退休的老年人提供活动和课程，这些老年人孤独、寂寞，没有目标或身份。

消费贷款公司与自杀率有很大的关系。日本警察厅指出四分之一的自杀案例与财务有关。这样的死亡事件被称为“引咎自杀”（引責自殺）。日本银行贷款条件极为严苛，迫使借款人使用亲友作为担保人，对贷款违约承担责任。这易使借款人产生极度的内疚和抑郁。许多人不将担子放在担保人身上，而是试图通过人寿保险支付未付贷款和未偿债务。2005财年，17家消费贷款公司在4,908名借款人中获得了43亿日元的自杀政策支出，这一人数约占2005年自杀人数的15％。律师和其他专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讨债人骚扰债务人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日本非银行贷款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人寿保险政策，其中包括借款人的自杀支出，借款人不需要得到通知

日本社会对自杀的态度很“宽容”，在很多场合自杀在道义上被视为一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文化宽容可能源于军人自杀的历史影响。在封建日本，武士的光荣自杀（切腹）被看作是对战争失败或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正当回应。传统上，切腹指用刀剑切开腹部。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武士精神释放到敌人身上，从而避免在敌人手中遭到不光彩的处决。

日本对自杀的文化宽容也可以通过“甘え”的概念来解释。对于日本人来说，接受与遵从的重要性要超越个性。由此观点来看，一个人的价值与如何被其他人认可相关。这样形成的自我概念可能十分脆弱，当一个人感到与其他人疏远时，他考虑自杀死亡的可能性会增加。

作为一种崇高的传统，自杀这一文化遗产仍然得到了一些共鸣。2007年，内阁部长松冈利胜在因政治丑闻被调查期间，在家中自缢身亡。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称他为维护其荣誉的“真武士”。石原也是电影《吾为君亡》的编剧，影片描述了二战中神风特攻队的记忆和勇气。

虽然日本文化历史对自杀的道德性和社会接受能力有更宽容的看法，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杀率的急剧上升引发了公众对自杀的担忧。特别地，使用互联网的年轻人不断增加的趋势和自杀相关网站的普及，引起了公众和媒体对互联网文化助长自杀率的关注。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ネット心中”（日语），是由陌生人通过互联网论坛和留言板组织的行为。这些约定普遍被称为“网络群体自杀”，所有相约个体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自杀。虽然群体自杀的概念在日本文化历史上也存在过，但传统的“心中”不同于现代的网络群体自杀，因为它出现在恋人或家庭成员之间，而不是出现在陌生人中。另一个区别历史上的“心中”不要求自杀的双方都同意。换句话说，某些形式的“心中”在西方文化中可能被认为是“谋杀自杀”。比如一名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日本文学中，1703年近松门左卫门的木偶戏《曾根崎情死》就是“心中”的例子，此故事后来被重新设计为歌舞伎剧场。戏剧的灵感来自一对恋人殉情的真实故事。

要格外注意的是，这些现代的“心中”并没有得到荣誉自杀那样的容忍度或社会接受度。网络群体自杀一般被媒体描述为一种无意识和冲动的行为，因为似乎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一个人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约定。相比之下，切腹是以保护荣誉为目的。然而，这种观念受到研究网络群体自杀的小泽千佳子-德席尔瓦（Chikako Ozawa-de Silva）的挑战，她认为这些死亡是“严重为生活所困、失去生活价值、极度孤独以及与他人缺乏联系的表现”。

总结来说，现代公众更多地把日本自杀率上升看作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公共卫生问题。日本文化强调，比起以生物学为本质的个人心理病理学，无法融入社会在个人决定自杀方面扮演更重要的作用。此外，如同其他社会特别是东亚文化圈的社会一样，日本社会仍然存在心理健康保健的污名化

2007年，政府公布了一项九步计划，即“反自杀白皮书”，希望在2017年前遏制20％的自杀事件。白皮书旨在鼓励调查自杀的根本原因来防止自杀，改变民众对自杀的文化态度，改善对自杀失败者的治疗。2009年，日本政府承诺向自杀预防战略投入158亿日元。

2010财年，日本分配了124亿日元用于自杀预防资产，计划为那些压力大的债务人和需要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提供公共咨询服务。在2009年自杀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声称自9月以来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内阁办公室表示，2009年9月至2010年4月期间，每月自杀人数同比下降。根据警察厅的初步汇编数据，自杀人数比上年下降了9.0％

日本，尽管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日本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由于其作为发达国家的声誉，日本很难找到贫困人口数字，人们普遍认为贫困程度相对较低。然而，一些媒体报导对比了这一情况。

在日本，相对贫困被定义为一个家庭的收入等于或低于县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日本的家庭净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平均为23,458美元。 这个收入实际上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22,387美元。日本用于估算贫困的方法与英国使用的方法相同。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要求，在2012年国家预算中提出新的贫困指数。提出这一要求是为了使新的指数能够包括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即健康，食物，衣服和生活条件。预计新指数将更好地洞察日本贫困人口的生活以及影响他们的因素。

与其他国家不同，尽管日本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之下，但人们只能看到一些贫困指标。

2009年10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在2007年，差不多六分之一的日本人即22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一情况令日本人民感到震惊和惊讶。2013年，日本政府记录的相对贫困率为16％，其定义为生活在不到全国收入中位数一半的人口比例。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另一项研究显示，在20-64岁年龄组的3名日本女性中有1名独居和生活在贫困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6年7月报告称，日本的贫困率居高不下。 经合组织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在2000年代中期，日本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贫困率属第二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1年4月将日本列入34个成员国中的第29位，列在贫困人口百分比中。 有15.7％的贫困人口，日本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中11个国家的平均百分比。 日本的15.7％高于资源较少且发展程度低于日本的国家，即斯洛伐克（6.5％），斯洛文尼亚（7.2％）和波兰（10.1％），日本的贫困率正以惊人的1.3％的速度增长。

与其他几个现代国家不同，日本没有正式的贫困线，因此难以准确了解那些陷入贫困状况的人。相反，日本根据中等收入，经合组织指数和其他不同于县的因素计算出的“最低生活标准”来衡量贫困。尽管如此，据估计，在2006年，当使用就业状况调查进行个人衡量时，8.2％的正式员工做得不够，不足以被视为工作穷人。已发现若干因素与工作穷人有关，包括单亲家庭，公共援助系统的缺点，就业不稳定以及最低工资不足以支付最低生活标准。非正规社员往往是工作穷人的成员，往往是日本公司重组的结果。这些工人也往往无家可归，居住在一般远离公众视线的区域，这些人以日薪过活生活不稳定。

在2012年2月20日，埼玉县一家三口由于饥饿导致死亡:一对老夫妇和他们39岁的儿子。因家庭无力支付房租，电力也被切断了。由于无法支付加热费，低温也被怀疑是导致死亡的原因。

关于日本的贫困儿童，据估计，有350万日本儿童 - 或17岁以下儿童中的六分之一 - 属于相对贫困的家庭，经合组织将其定义为收入等于或低于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一半的家庭 。然而，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5月，16％的日本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2016年4月发布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日本在41个工业化国家中排名第34位，日本在发达国家拥有最严重的财富不平等和儿童贫困率最高。据估计，350万贫困儿童中只有20万人获得子女抚养费。

日本经济问题是日本在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经济问题：诸如经济空洞化、经济泡沫破裂、劳动力不足等。经济学界将日本的一些经济问题称之为“日本病”，中文中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1981年。

产业空洞化

1980年代以后，由于人力成本提高，新兴市场需求旺盛，日本许多工厂迁移到海外，导致产业空洞化现象。根据日本内阁府2013年调查有68.0%企业在2012年海外生产，这比1992年上升了24.7个百分点，同时预计到2017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1.1%，日本产业空洞不断加大。

产业发展不平衡

从二战以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发展迅速，但以农业、金融业、房产、物流、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下，生产服务效率低下，成本巨大，国内消费者承受着远高于国际价格的费用。以日本水产业为例，日本2012年渔业总生产量为484万公吨，不到1984年的38%。并且在2013年继续下降，这导致日本渔价高居不下，人民不消费，反而更令水产业受伤。

金融问题

日本金融体系在二战后为日本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但从70年代之后日本金融环境开始畸形发展。日本银行盲目追求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并且银行仗着日本政府常年保持严格的保护政策，导致贷款浮滥，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借贷容易的结果，并引发了90年代泡沫经济，泡沫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泡沫经济期间由于融资过剩而后续实际按揭品（房产和土地）价值剧减，投资不当，银行因此负担巨大不良债权至今。并且日本银行至今仍面临着贷款需求低下、低透明度、财务信用低迷等问题，操作手段变得极度保守，导致了本来助长经济的金融环境不再热情

巨额债务

日本老年人口比例过高与年金福利政策，至2013年底日本国债达到1017万亿日元，约占日本GDP 250%左右，人均负债约800万日元不断加大的巨额债务可能变成定时炸弹，引发日本债务危机。

贫富差距与内需不足

由于日本原来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主流，泡沫发生后转变为富裕与贫穷两个极端（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大前研一所著M型社会一书探讨日本此种怪现象，可能来自于全球化和产业升级结构和年功序列制度崩坏，越中下层的人越遭到冲击，而富人阶级却没有遭到冲击甚至因而获利，导致阶级拉大。由于贫富差距加大，国民收入减少，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拉低国家经济发展。日本贫困人口从2006年开始一直逐年上升，至2010年日本全国贫困人口比例已升至16%。

首都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

东京一极集中现象的（首都圈）总人口达3700万，约占日本人口四分之一，这导致东京与其他地方经济发展出现失衡。

生育率极低：幼龄人口大量减少，学校跟着倒闭，老龄化社会扶养比高、创造力低下。

实质薪资收入倒退，阶级贫富差距大、富人收入占比攀升，奢侈品涨价，例如一百日元商店之广设。

大量的现今青年人成为低薪就业者，是为飞特族，与父辈时代过往低薪不同之处乃自身薪水几无大幅增加可能。而尼特族为无工作者，但并非精神或身体上之障碍而不可做工，并且飞特族与尼特族现象成为现在日本的一大困扰。是日本沉痾不起的代表。

下表为日本调查21世纪前10年间收入阶层分布变化表：日本总劳动力4500多万人中，年薪400万日圆以上的中产人数10年来下降共400多万人，低薪群的人数却也增加400多万，而同时收入2000万日圆以上的巨富却增加2.2万人，代表中产下流或M形化；而此表统计的09-11年间日本受到世界衰退影响又减少了一千一百万个工作机会。

日本收入阶层别人数推移情况

（单位：千人）

区分 1999年 2009年 增减

〜100万日圆 2,961 3,989 1,028

100〜200万日圆 5,076 7,010 1,934

200〜300万日圆 6,875 7,899 1,024

300〜400万日圆 8,046 8,149 103

400〜500万日圆 6,600 6,163 -437

500〜600万日圆 4,788 4,074 -714

600〜700万日圆 3,210 2,464 -746

700〜800万日圆 2,284 1,695 -589

800〜900万日圆 1,584 1,148 -436

900〜1,000万日圆 1,070 710 -360

1,000〜1,500万日圆 1,894 1,303 -591

1,500〜2,000万日圆 431 268 -163

2,000万日圆〜 164 186 22

合计 44,984 45,056 72

资料出所：日本民间给与実态统计调查（国税厅）

日本病成因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甚至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日本病本质不是病，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没有任何相似发展的国家能逃脱。当未来各国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终全世界都将一一逐步走向日本病。

从表象而论日本病在经济全球化后被凸显出来。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轻易抢走高收入国的生产型工厂职缺，使高收入国的总体工作数量下降，劳动力供过于求。于是，较低技能的中下阶层蓝领劳工开始薪资下降或停滞，无法支付高物价国的生活开销，陷入贫困和支领政府救助。此外，中产消费力下降，导致更多服务消费类的职缺也开始裁员。两者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日本病现象主流经济学界有诸多药方分散于各学派，但还无任何现实中的国家范例能实证解决，从而成为21世纪全球最大挑战之一。

至于创新产业和个人技能提升的措施，各学派目前也视为长期性解决方案，高物价国家必须创新，透过更高价值的新产业新产品来创造高收入工作机会维持人民能在高物价环境生活，同时加强人民教育训练，以适应进入高端产业。德国显然是此论之模范生。

但是左派则是对此持有最大疑问，因为创新一个产业可能百年才有一次的机遇并非可以任意创新，而很多新产业其实人力雇用极少，只需要少数特定领域专家对社会失业没有帮助，甚至很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新创工作机会很少却还砍掉社会上其他大量工作，加剧贫富差距。而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在诸多国家更需要付出大量学费和时间，这都要劳工本身负担，很多人无法负担而形成机会不均等的壁垒，且不是人人都有读高阶学问的聪明才智、尤其许多年纪较大的中年失业者，就算是高学历者、有些人只是在大学读错领域（就读领域与产业流行不合、个人对该领域的严重的不适应，都容易造成浪费及高学历失业），因此不能归类为个人不努力因素。所以左派普遍认为创新产业和个人技能提升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没有可预测的普遍性原则。

一般来说，老人的消费欲望是低于年轻人的、没钱会打击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当日本很明显的有财富集中于老人的情况，再加上日本的老人多有李尔王情结、过度不信任子女而不愿意提前将财产赠与子女，因此日本人继承遗产的平均年龄已达67岁；这代表者日本有消费欲望及生育可能的年轻人，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让他们依照本能进行有益社会的行为（生育及消费）。所以一种观念是鼓励孙辈而非子女辈继承遗产，或鼓励父母提前把财产赠与子女，就可以增加消费及生育而提高内需。

较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左派经济学家则认为，任何政府债务的改善与否讨论都只是治标性质，日本病成因来自资本主义本质的终极问题，不可能靠任何财政政策来解决，资本主义假设人不管生在何处的机会都均等，生长环境也均等，聪明才智也均等，这种“假象公平”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以依附其上的理论最终也将失效。事实上阶级和财富世袭的问题导致赢者圈和败者圈的M型社会分化是社会的大漏洞，人人立足点并不平等，赢者再透过土地持有和生产资本的持有不断轻松聚积更多财富，当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消费力不断下降，经济本身就不可持续。最终不论任何解决方案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需要巨大且痛苦的改革，并且影响到很多既有得利阶层的利益，然而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和美国政党恶斗可以发现，这种改革的政治困难度，所以纵使有了确实有效的解药可以遵循，也不保证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实行无误，这也是诸多悲观论的成因

家里蹲在日本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绝大多数家里蹲，他们逃避社会，隐蔽于卧室之中，有时长达几年之久。 医生们正在努力避免“家里蹲”对下一代造成重要影响。日本卫生部把家里蹲定义为超过半年不接触社会、不上学、不上班，不与外人交往，生活自我封闭。

家里蹲（又叫“蛰居者”，俗称“茧居族”、“隐蔽人士”、“关门族”、“家里蹲”），指人处于狭小空间、不出社会、不上学、不上班，过着内向的生活。“隐蔽”一般是指拒绝沟通、参与社会的心理状态，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日语：国立精神・神経医療研究センター）定义为“由于各种因素，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减少，长期未就学或工作接触自家以外的生活空间之状态”。澳洲精神疾病患者亲朋协会的定义亦相近，指这种人明显不愿参与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际互动，躲避至个人的安逸空间。

“茧居族”一词则是由英文cocooning翻译过来，以该英文字来形容隐蔽一族是由一位美国趋势预言家Faith Popcorn（英语：Faith Popcorn）在她的1992年著作《爆米花报告》（The Popcorn Report）首先提出。至于日本称为“ひきこもり”或者“引き籠もり”（罗马字：hikikomori），由“引き”（hiki）和“籠もる”（komoru）的名词化动词两部分组成，按字面解释分别为“退隐、抽离”和“隐蔽、社会退缩”，据称日本蛰居者人数有近百万。他们大多只有出现肚子饿问题才偶然出门，平常是足不出户，甚至有些严重者长达数年都如此，不过仍有少数隐蔽人士有出社会、运用互联网工作。

在高度都市化的地区，社会经常给予青少年一些压力，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失败、无用的。这些压力有很多的来源。在填鸭式教育下，加上升学主义，他们觉得家长和社会施予不少压力。有一些极端例子指出这种压力自幼儿园时期便开始产生。另一方面，因为一些青年缺乏沟通知识，不能在学校正常地进行学习和生活，即常称的学校恐惧症，导致其在未成年甚至成年时期就使得自身厌恶一切群体活动，宁愿待在家里，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避免自己与社会互动带来的麻烦。即使是勉强毕业后，他们旋即遇上就业困难，多数只能找依靠不接触人的兼职工作混口饭吃，入息不高，不敷支出；一部分则完全不尝试就业，成为家人的累赘。部分则为已在稳定职场工作一段时间后，因适应不良，辞职后转变而成。其他压力来源包括长相（如过瘦、过胖）、学业或体能表现、财富以及种族。

家里蹲的成因是人们生活在终日疲于奔命的社会中，外在环境只带来不安感及不确定感，所以大家会渴望寻找一个安全的壳或城堡来保护自己，加上当时市场推出各式的家居电器方便足不出户的生活形态。如青少年或成人之日常行为、生活模式及情绪出现有以下征兆，显现将受家里蹲问题困扰，包括：

个人动力

在社会上缺乏成功感及对人生前路感到迷惘

开始不喜欢/减少外出；逗留家中，以电脑、电视、书本、睡眠或个人嗜好为伴

不想上学、不想工作，甚至对个人以往感兴趣的事也提不起劲

对事容易有沮丧、无力感，丧失改变现状的动力

课业严重退步或工作效率明显衰退

人际交往

减少/害怕/拒绝与人交谈及见面

对身边的朋辈、家人和人事逐渐不关心，甚至不闻不问

开始过度沉迷网络交友或饲养宠物

情绪

情绪低落以及不稳定，不会想要向别人表达个人感受及想法

在任何情境下试图回避一切具有积极意义的话题

影响

肥胖

家里蹲常常被家人认为只是家事，一些家庭抱住“家丑不外扬”的心态，对家里出了家里蹲难于启齿，学校或社会工作者亦很少介入。近年由于媒体广泛报导与关注，家里蹲的案例被视为社会病态，且与精神病扯上关联，令一些家庭拒绝救助。有很多家人都会先观望一段长时间才会去找寻心理学家的协助。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父母只是静待一段时间作观望，希望他们被称为隐蔽青年的子女情况会自然地有所改善，父母大多认为这是隐蔽青年的必经之路，认为等待一段时间子女就会自然重投社会。但亦会有少数旧派父母会强迫他们的子女去重投社会。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06年的调查推测，有蛰居现象出现的家庭大约有26万，在20〜49岁之间，曾经有过蛰居经历的人数的比例是1.14%。内阁府于2010年实施的15岁到39岁人群调查显示，全国蛰居族的人数是23.6万人，加上准蛰居族（为了兴趣才会外出），则有69.6万人。其中男性占66.1%。2015年内阁府再次调查人数为54.1万人。根据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地方调查结果显示，约半数的蛰居族年龄在40岁以上，据推算，日本蛰居族的数量将在100万以上

家里蹲跟“尼特族”（NEET）有相当的不同点。尼特族只是拒绝工作，平日可能游手好闲的出门，家里蹲则是一种更为封闭的状态，打从心里抗拒人群、完全从社会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