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业、女性贫困、老无所养：日本如何解决“格差社会”之困？

“格”即等级，“差”乃差距，“格差社会”是指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

日本经济学家橘木俊诏长期关注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其著作《格差社会》，焦聚上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社会阶层的逐渐固化，用科学详实的数据揭示一直不为人重视的青年人失业、女性贫困、老年人无所依靠等现象，并从专业角度提出解决办法。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复苏，中产阶级数量在国民中占比90%，因此有“一亿总中流”之说。当泡沫经济崩溃，橘木俊诏是首个喊出”一亿总中流时代已经结束”的经济学家，他的大声疾呼，引发了日本对格差社会论的广泛探讨。

事实上，格差社会并非日本的独有现象，在亚洲、在拉美，类似的问题普遍存在。4月9日，“寒门难出贵子？——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不算是理想的社会——《格差社会》分享会”在京举行。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萨苏和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一起，谈论格差社会的形成因由和解决之道。

做大的蛋糕并不惠及底层

“一个阶层固化、无法反映个人意愿和能力的社会不能算是理想的社会。”橘木俊诏满怀忧虑地写道。

据他观察，在日本，社会流动性正在减小，父母职业决定子女职业的比重在上升。“政治家的孩子是议员，医生的孩子还是医生”几乎成为了定律。而问题在于一组悖论：“想要纠正阶层固化，关键是教育”，但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母的阶层、职业和收入”。

通过历史数据的纵向分析，橘木俊诏一针见血地指出：格差扩大的原因在于雇佣方式的变化、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以及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所带来的问题：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改革政策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加剧。

通过横向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作者得出结论：在当下的美国和日本，做大的蛋糕并不会惠及底层，只会被上层独享。

难道格差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吗？橘木俊诏提出，虽然目前格差仍在不断扩大之中，但是日本可以做到在不牺牲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兼顾过程和结果两者的平等。而其秘诀就在于保证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公正。

“格差社会”中被盘剥的中产

在分享会上，萨苏提到日本这个国家特别数字化，结合年龄和工资，就可以判断自己属于哪一个社会分层。“如果你是30岁，每个月挣30万，说明你是在线上的，如果30岁，挣40万，比较成功，30岁只挣20万就亏一点，这是按照很清楚的线路来计算的。所以一个日本人到底在中游还是在高或者低，很容易判断。”

每个社会都有社会层级，每个层级的生活都是一番相当不一样的景象。以日本为例，萨苏说，在日本，有钱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薪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而弱势群体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就对弱势群体实行按需分配这一点来说，日本是做得很好的。”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因为发现税收是不够的。怎么办？盘剥中产阶级，提高消费税、给中产增税，而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税收却不够高。所以导致格差社会越来越严重。”

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也是衡量格差社会的标准。据李春玲介绍，如果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表明收入差距很小。日本目前的基尼系数在0.3以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2017年的基尼系数为0.4670，而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则高于0.5。基尼指数愈高，贫富分化愈严重，“格差”也就愈明显。

李春玲表示，“阶层固化”并不是一个绝对负面的词。一方面，它指社会等级位置序列变得固定。“假如一个社会的分层系统是乱的，是没有规则的，不知道什么人到上层，什么人到下层，那对整个社会也是不利的，因为人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努力。”另一方面，如果阶层的边界变得非常僵硬、非常固定，从下层到上层的流动就会异常艰难。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房价……等等社会因素，导致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实现状。

日本经济学家橘木俊诏

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李春玲研究中国的中产三十年，她表示，在中国，中产的标准一直在变化。按照社会学的方法，同时满足“白领职业、教育水平中等以上、收入水平中等以上”，才能称之为中产。李春玲提到，一方面，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导致农村的孩子很难在学业上与城市孩子竞争，通过个人努力考入名校。另一方变，房价上涨也强化了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

“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人，在房价没那么高的时候，出来很快就是中产了。但是现在你即使拿着名牌大学的文凭，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混下去，没有父母帮你子，再辛苦也得熬多少年才能获得有房有车的生活，达到中产的状态变得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