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丁曼：“社会5.0”-日本超智慧社会的实现路径

原标题：【日本研究】丁曼：“社会5.0”-日本超智慧社会的实现路径

学人简介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语系日语教研室副教授

【关键词】超智慧社会；社会5.0；日本；创新；产业政策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文北京文史资料的整理、翻译、研究与利用”（14WYB031）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

内容提要

日本将超智慧社会更名为“社会5.0”具有全球标志性意义，相对于“工业互联网”和“工业4.0”的前瞻性，意在强调从解决社会问题出发，将劣势变为机遇，实现社会和经济同步发展。相比追赶期国家创新系统的封闭性而言，“社会5.0”强调协同创新的开放性，强调用户与厂商间的纵向联系，强调构建不断学习的社会体系，是全方位进化了的系统。但观察其实现路径，发展国家型色彩依旧浓厚，试图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构建更具实用性的新型产官学关系与大学改革最终实现“社会5.0”。然而，此做法依然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变革意识明显不足等。未来，日本政府是继续进行更多的干预，还是致力于营造有利于竞争与创新的自由环境，将是愿景能否实现的关键。现实中，日本的经济改革举步维艰，是复杂的政治妥协结果，又是权衡短期景气与长期结构改革的产物，这也让日本“社会5.0”之路充满挑战。

引 言

2016年1月日本政府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下简称“第五期计划”），首次提出“社会5.0”概念。该计划明确提出将日本打造为世界最适宜创新的国家，由日本引领后工业乃至后信息社会。该计划制定过程中，经团联中西宏明指出，将超智慧社会改称“社会5.0”具有全球标志性意义，其内涵远超制造业。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的兴起，主要大国根据自己国情，纷纷提出全新发展思路。德国“工业4.0”主要聚焦制造业，发挥其全球领先的制造技术优势；美国“工业互联网”基于其强大的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其意义不仅是“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更在于将互联网应用延伸至人、数据和机器，打通研发端和服务端，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生态；“中国制造2025”则是以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动工业2.0、工业3.0、工业4.0并行推进，力争实现战略性突破和跨越。日本的战略定位与中、美、德有所不同，一方面日本制造业和工业发展受制于劳动力减少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信息通信技术格局正在迎来深刻变化，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短板凸显。基于上述认识，日本试图采用问题导向的做法，将一系列社会问题作为突破口，变劣势为机遇，在先行先试中确立日本模式、掌握相关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动权，向后发展国家推广日本经验，实现社会和经济同步发展。这意味着“社会5.0”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战略性与前瞻性；二是开放性与包容性。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在《论日本政策与经济维数》中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成为国家创新系统宏观学派的代表。他将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日本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构建的网络，其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核心，教育和培训发挥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具有独特性。以伦德瓦尔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微观学派则认为，创新源自厂商和用户间的互动过程，这种纵向关系与竞争者间的横向竞争一同促进创新,国家创新系统是以相互间的学习活动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学派的代表人则是迈克尔·波特，他认为，国家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不断竞争与创新的环境。他反对产业政策，认为国家应一视同仁，放弃重点扶持某些特别产业的做法。产业政策理论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种零和的观点，而波特的“钻石理论”认为竞争力是正和的观点。

“社会5.0”强调协同创新的开放性，强调用户与厂商间的纵向联系,强调构建不断学习的社会体系，相较于追赶时期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封闭性而言，无疑是全方位进化了的系统，方向正确，愿景美好。然而其实现路径究竟能否助推其愿景的实现？《日本新一轮科技创新战略：“新层次日本创造”与“社会5.0”》《马云的“计划经济”与日本的“社会5.0”》《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社会5.0》《日本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推动实现超智慧社会“社会5.0”》等一系列关于日本“社会5.0”的著述中均未给予充分关注，这将是本文聚焦的重点。

1发挥政府主导功能

（一）加强一元化管理与决策机制

回顾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科技发展史可知，明治初期日本科技管理与决策机制是一元的，之后伴随明治政府的形成与扩张而逐渐形成权力下沉和决策多元化，但文部省及其他各省厅分而治之的多元体制在后来多次呈现转向一元化的趋势。

如表１所示，除战后日本学术会议的成立确立了学术界和科技决策与管理的民主化范式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战开始后的机遇期、平成萧条财政困难期，始终呈现了内阁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以中央集权实现快速决策，整体动员，集中投入，避免重复，以应对各个时期的危机或情势变化。

横向对比可知，“工业4.0”在2011年首次由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沃夫冈·瓦尔斯特尔教授提出，后得到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与共同推动。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最先由ＧＥ公司提出，其发展更多依靠产业界自身的投入。日本的“社会5.0”的提出则具有浓厚的顶层设计色彩，其实施也必将以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为路径。

第二届安倍政府成立后，于2014年5月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以下简称“ＣＳＴＰ”）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以下简称“ＣＳＴＩ”），大幅提升ＣＳＴＩ在决策机制，特别是预算编制中的权力，强化其职能，进一步推进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具体而言，在改组之前，安倍第二届内阁就对ＣＳＴＰ在政府整体科技预算编制中的作用进行了调整，由原来受各方面制约的调整职能转变为从各省厅的预算编制案阶段开始介入，以避免重复，进一步促进了各省厅间横向协调与合作，保证预算向国家重点方向倾斜。

改组后，ＣＳＴＩ把“基本计划的制定与促进相关事务”及“科技相关行政机构经费预算方针调整事务”的管辖权从文部科学省转移至内阁府,与经济财政咨问会议、国家战略特别区域咨问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男女共同参画会议并列成为五大重要政策会议，是加强内阁功能的五大重要支柱，便于从高于各省的立场，与内阁府下设的经济再生本部、ＩＴ综合战略本部、规制改革会议、未来投资会议、面向未来投资的官民对话等统筹协调，出台施政方针时配套一致。

ＣＳＴＩ下设战略创新性创造项目（以下简称“ＳＩＰ”），由“科学技术创新创造推进费”专项资金支撑，未来还将设立“科学技术创新官民投资扩大推进费”，由ＣＳＴＩ决定专项课题的内容和各课题的额度，每年再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次年预算额度，加强对课题选择、确立和经费投入力度的直接引导。

从表２所列ＳＩＰ各课题组的成员构成可知,ＪＳＴ、ＮＥＤＯ、ＪＡＭＳＴＥＣ、农研机构作为管理单位，其性质均为国立研究开发法人，课题组成员中也分别来自各省厅、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产业界和大学，以提升协调性，旨在打通各省厅间樊篱。

（二）强调创新

改组为CSTI加强了一元化管理与决策机制，一元化的目的是融合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强调创新。科学、技术与创新本来是3个独立的概念，属于不同领域。科学的目的是产生新认识和理解，科学政策是要促进科学发现；技术的目的是产生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技术政策是要促进新产品、工艺和服务的研发；创新的目的是把知识（包括科学与技术）转化为可以应用的产品、工艺和服务,创新政策也就是促进成果转化的政策。三者具有不同的行为主体（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日本历史上，冷战时期科学技术厅的成立是第一次融合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尝试，但是涉及人文科学的事务及大学的研究活动并未纳入其中，直到2001年与文部省合并为文部科学省，才得以实现。CSTI显然是旨在融入创新政策，实现三位一体。

改革其实在2014年改组之前已经开始酝酿。2012年12月第二届安倍政府成立后，自2013年逐年更新《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以下简称“综合战略”）。新兴词汇“社会实装”成为高频词，5年来分别出现32次、22次、22次、62次、66次。同时，综合战略后附工程表也将“社会实装”列为一项重要指标。

首先，社会实装是验证一项技术是否在社会中切实可行，是否适宜推广商用的重要环节，这种验证是多维度的。

以“综合战略2013”和“综合战略2014”中能源领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为例，面向社会实装的举措有三：一是由内阁官房、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从可再生能源系统装置的设置、安全维护和环境影响方面进行论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规制度；二是总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从技术标准和认证等国际标准角度论证，旨在提升技术竞争力；三是内阁官房、总务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从社会包容度角度开展论证。可见，“实装”与“实用”不同，后者侧重于技术的可用性，“实装”则既要技术切实可用，还需要与社会兼容，完善法律法规,对推广可行性进行经济论证，确保竞争力,这也是多角度跨部门进行论证的必要性。

其次，社会实装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性和驱动性，是否具有社会实装可行性成为开展研发活动的重要指标。

以“综合战略2017”的地区全面医疗护理系统为例，综合战略明确指出，实施各项调查研发时应明确研发工程处于调查阶段还是技术开发阶段，同时充分考虑社会实装之际的具体情况，包括ＥＬＳＩ（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人才培养、配套环境及推广普及方面的综合考量，同时，应充分考虑与健康医疗战略和计划的契合度，与相关机构沟通信息、开展合作、分享现有设备设施与仪器,实现人员和费用的高效利用。

最后，工程表中明确提出，社会实装应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充分认识优先顺序与轻重缓急。

横向对比同一年度的综合战略，不同领域面向社会实装的进展程度一目了然。以2014年为例，能源领域的社会实装度最高，健康长寿领域的社会实装度最低。同一领域中的社会实装度也有所不同，地域资源领域下的农林水产业创新技术的社会实装度较低，而同领域中制造业技术相关的社会实装度较高。对比可知，社会实装度低的领域，正是改革攻坚难度大、阻力大的医疗和农业领域。社会实装度显然成为一项可以窥见改革攻坚力度和进度的重要指标。

2夯实“数据”和“人才”根基

除继续加强政府主导功能外，实现“社会5.0”需要构建3层结构平台。最上层是11个大系统，中间层为现实社会和其中产生的数据构成的数据库，连接两层的是人工智能（ＡＩ）、物联网（ＩｏＴ）、数据处理技术和网络安全等基础技术，最底层是知识产权战略、国际标准化制定、社会包容度推广、法律法规建设、人才培养等配套体系建设，用来支撑上面两层。日本政府在2017年6月通过的《未来投资战略2017》中明确指出，伴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创造附加价值的竞争力将由以往的“物”转变为数据和人才。

（一）“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推动数据开放与运用

首先，发挥官民数据活用推进战略会议的主导功能。

2017年3月，官民数据活用推进战略会议成立，旨在根据2016年12月通过的《官民数据活用推进基本法》促进数据流通,解决社会问题。官民数据活用推进战略会议设在IT战略本部之下，成员与IT战略本部相同，由总理大臣、IT政策担当大臣、内阁官房长官、总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其他全体国务大臣、丰田公司会长、日本NTT社长、乐天社长等产业界代表和学界代表组成。IT战略本部成立于2000年，在IT立国的战略方针指引下，日本先后于2001年、2004年分别制定了“ｅ－Ｊａｐａｎ”和“ｕ－Ｊａｐａｎ”战略。另一方面，日本自2001年《关于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公开的法律》和2002年《独立行政法人信息公开法》实施以来，开启了政府信息公开化进程。至2004年11月，各省厅均参与制定《采用电子手段提供行政信息的基本思路（指南）》，实现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针和IT战略的融合与对接。与英美相比，日本的电子信息公开采取“集中式”政策体系，具有管理归口明确、制度结构清晰的优点，为监督信息公开及为管理机构提供明确的管理边界。这一政策体系将继续得到延续。2017年5月，内阁通过《官民数据活用推进基本计划》，选取电子行政、健康医疗护理、观光、金融、农林水产、制造业、基础设施与防灾减灾、移动8个重点领域，推动电子化、开源化、行政ＩＴ化和ＢＰ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业务再造流程），旨在为数据流通奠定基础，完善服务平台。５月还同时通过了《开放数据基本指针》，要求各省厅和地方政府对数据进行总盘点，依据数据清单将不定期召开官民圆桌会议，听取民间需求,追加重点领域，探讨公开方式，旨在到2020年实现高质量和无风险的公共数据开放。各级地方政府也将依法制定与中央政府步调一致的《官民数据活用推进计划》，以保证兼容性和一致性。中央政府将提供计划制定、专家派遣、制定章程、成功案例经验推广、招商引资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支援服务，旨在打造开放共享平台，活用观光、防灾等领域数据,构建智慧城市，在2020年之前打造800个以上的各地成功案例。

第二，采用官民合作形式，共同探讨数据交换规则。

早在2015年10月，日本就借鉴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的做法，由总务省、经济产业省、ＮＴＴ和日立公司牵头，成立了IoT推进联盟，经过官民双方的数次磋商后，于2017年4月出台了《为实现数据流通平台间合作的基本事项》，对打通各数据流通平台所需的数据目录、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数据安全测评等若干事项提出了规划方向。该联盟以接纳法人会员、专家会员和特殊会员的方式招募会员，旨在共商共建和先试先行，以民间为主导探讨数据交换规则，而后汇总并反馈给政府,推动制度改革和放宽管制。

第三，开展数据外交，抢占国际市场和国际标准制定先机。

日本不仅成为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国，首相安倍晋三还亲临现场发表讲演,会见了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事务专员奥廷格。日德签署关于物联网领域合作的《汉诺威宣言》。日本与欧盟发表旨在实现日本欧盟间数据互换的共同声明。未来，日本势必将继续与包括德国、欧盟在内的各国开展数据外交，以高层对话等形式，推进跨境数据交换领域和ＡＰＥＣ跨境隐私规则体系（简称“ＣＢＰＲｓ”）的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占领未来国际市场制高点。

第四，全方位推进知识开放，构建以大学为数据集散地的知识循环圈，促进创新。

知识循环圈的构建依托新一代学术信息高速传输网络ＳＩＮＥＴ５、超级计算机、ＪＡＩＲＯ Ｃｌｏｕｄ云平台、机构知识库等基础设施。相较于基础设施，就内容而言，日本科学技术指标表明,日本的学术论文被引率低，学术资源亟待开放。究其原因，一方面，2002年实施的《独立行政法人信息公开法》追加了一份包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和“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在内的“业务不开示”机构名单，造成了日本公共科研机构可公开的信息内容仅限于机构自身的行政事务的长期局面，公众实际可以获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资源信息相对有限。另一方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虽然从1998年就启动了“近代数字图书馆”项目，先后对明治、大正、昭和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公开；2002年，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启动针对“研究纪要”的电子公开项目，文部科学省又对学位规则进行修改，实现了2013年以后发表的博士论文电子公开制度化，在两项制度推动下，纪要论文占电子全文公开论文的近半数，博士论文预计也将稳步上升，但是除这两项版权处理相对容易的校内发行物外，学术杂志等校外发行物的版权处理始终是困扰日本刊物电子公开的瓶颈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鼓励作者提交自我归档的文章版本、存放在作者个人网站或所属机构知识库中的“绿色OA（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但目前对作者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二是由机构知识库逐篇论文分别征得作者和出版者的同意。目前，日本已经建立了ＳＣＰＪ（日本社会版权政策）数据库，截至2018年已收录有2617个学会、协会，对论文电子公开持肯定的态度,并以绿、蓝、黄、白、灰分别做出了标注,可供查询。由该数据库可知,灰色（考虑中、非公开、未回答、其他）所占比例自２０１０年的66.8％降至2018年的51.3％,远高于英国ＳＨＥＲＰＡ／ＲｏＭＥＯ（夏尔巴学术期刊版权政策数据库）的5.12％的数值，且ＳＨＥＲＰＡ／ＲｏＭＥＯ数据库中多收录有营利性质的出版机构，日本的营利性出版机构尚未纳入该数据库，可见学术论文的开放任重道远。日本在2015年通过了《著作权法修正案》,将出版社维权范围由纸质书籍扩大到数字出版物，并同时承担一定时间内出版数字图书的义务。未来，学术论文的开放已无法仅仅依靠研究人员的自主开放和大学图书馆作为机构知识库的逐一获取版权许可的低效作业，需要通过修改法律、完善激励制度等相关制度建设，以促进大学知识贡献社会，形成知识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继续推动以大学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新型产学合作机制

“社会5.0”提出后，经团联于2016年2月发表《加强产学官合作和联合研究——对承担创新的大学和研究开发法人的期待》。2016年4月,第五次“面向未来投资的官民对话”召开，问题主要聚焦产学合作和联合研究。一方面，日本的联合研究课题经费远低于每项1000万日元的国际水平，企业对大学研究经费的投入仅占整体的0.9％，远低于德国6.0％的水平；另一方面，产业界也提出了大学和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存在的问题，并开具了“处方”。2016年7月，文部科学省成立“创新促进产学官对话会议”，成员由两位CSTI成员、5位产业界代表（丰田会长内山田竹志、KD.DI会长小野寺正、东芝资深技术顾问须藤亮、住友化学社长十仓雅和、多摩川精机.本范文）、4位大学校长（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早稻田大学、兵库县立大学、东北大学）、两位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理事长（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组成。2016年11月，该会议制定颁发了《为加强产学官合作和联合研究的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主要反映了来自产业界的意见和解决方案，指明了大学的改革方向。

第一，继续加强大学校长负责制，试行总括副校长（Provost）制,夯实大学改革的根基。

在日本实施法人化改革前，大学校长没有财务管理和分配的权力,包括学费、附属医院、产学研等收入必须上缴国库。法人化改革后，校长既可以主动增加大学财政收入，也可以进行战略性资源分配。同时，大学校长的选举打破了改革前的教授会一元化结构，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的影响势均力敌，选举人也扩大到教师之外的行政职员和校外人员。法人化在逐渐改变原有的“教授治校”模式，探索非教授或教育家出身的校长范式，甚至企业家或政商结合体式的校长范式，其主要职责也由校内治理转向校外协调。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日本于2014年修订了《学校教育法》，开启了副校长受校长任命辅佐其校务的范式，为《指导方针》中建议的总括副校长（Provost）制奠定了实践基础。

Provost制是新自由主义和大学国际化潮流下，美国率先遵循市场逻辑趋势下的产物。这一背景下的美国大学校长名副其实成为“外部校长”，校内原本属于大学校长的职责则由校内代表——Provost承担，也就是内部校长。一方面，Provost的存在令非教授或教育家出身的校长范式成为可能；另一方面，Provost由校长任命,与主管经营和研究的副校长并行，用于平衡学者自治传统与新公共管理主义、学术与经营、市场需求与大学使命间的平衡；除此之外，Provost还负责统帅校内各院系，与大学愿景规划和大学校长方针保持一致，在预算分配上统筹兼顾大学发展的战略方向，在教师评价体系上保障大学的各项改革措施切实落地，并兼顾各机构和学科间的平衡发展。设立Provost制，可以加强对大学的宏观综合治理，实现内外部治理结构的高效衔接；使大学内部原本松散的组织趋向高效合作；使大学领导力在权力集约基础上实现职权分化和管理专业化。

2017年文部科学省评选“指定国立大学”，试行指导方针中的各项改革处方。包括东京工业大学、一桥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在内共７所大学申请，最终东北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３所大学入选第一批建设名单。其中京都大学的入选理由就是其Provost制。日本政府素来重视“资历”大学，保留着以东大、京大为最高峰的金字塔式的大学结构，并以这些大学的导向性和《大学设置基准》的管理相配合，促进资历大学范式的推广普及。未来，京都大学的Provost制改革势必会成为日本新一轮大学改革的目标对象。

第二，以开源节流、降本增收为抓手，打造以大学经营改革为核心的良性资金循环圈。

就降本而言，指导方针强调，围绕联合研究的间接成本核算，大学应树立明确的成本意识，着手透明化改革。具体而言,针对逾九成的大学规定了占直接经费30％以下的间接经费比例，而实际操作中大多超过此比例，既增加产业界负担，也严重影响到大学经营,建议改革逐个项目采用累加式的成本核算方法，参考美国的预定比率、F＆A成本、固定比率等做法，强化产学合作中组织间合作方式在控制成本上的优势。针对人员开支，建议以单价（根据研究业绩确定不同人员单价）乘时间数（从事项目相关研究所用时间）的计算方法，改革产业界为研究人员从事与项目无关工作埋单的既往计算方式。

就增收而言，1998年实施《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1999年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即日本版《拜杜法案》，2000年制定《产业技术力强化法》，推动大学技术更好地服务社会，推动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国立大学法人不可以投资创办企业，这就让《拜杜法案》规定的科研成果归属于大学带来的收益十分有限。对此，日本于2014年实施《产业竞争力强化法》，解禁了国立大学对风险投资（ＶＣ）的出资，支持国立大学设立基金，用于扶持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创业，旨在打造大学、企业、风险投资和投资对象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合作与支援关系，让大学成为创业生态系统的枢纽。以东京大学为例，2000年制定的《产业技术力强化法》规定，技术转移机构可以无偿使用国立大学的设施，创立于2004年的ＵＴＥＣ（东京大学锐锋资本）是东大授权的技术转移机构设立的基金。在解禁之后，2016年成立的东京大学协创平台开发株式会社，是由东京大学100％直接出资设立的基金。首支基金规模为东大出资230亿日元，东大协创平台出资100万日元，来自东大的出资主要来自政府对东大的财政拨款。基金运营采用基金中的基金（FOF）形式，投资给民间投资基金，以经由民间投资基金的间接投资的形式投向投资对象，对于技术种子、初始创业等民间投资基金认为高风险的对象，也可以采用直接投资的形式。

第三，以人事制度改革和大学评估改革为抓手，打造可持续推动产学合作的人才循环圈和高校竞争生态圈。

首先，建立切实有效推动产学合作的人事制度。改变以往每年评估和一刀切式的评估制度，改变偏重学理、偏重个人教学与研究、偏重专利和科研立项的考核方向，综合考察长期性、跨学科性、产学合作和社会贡献,建立在鼓励创新和产学合作方向上重点倾斜的更具弹性的人事评估制度。推行交叉任职制以提升研究人员的流动性，鼓励大学教员在大学和民营企业交叉任职，带动企业研发（参见图2）。

另外，在大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制度上向鼓励创新倾斜。同时，每年将大学的产学合作程度和水平进行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并向外界公布结果，以此作为确定下一年度国立大学拨款额度的重要指标，并供新一轮产学合作项目参考。

可以说,从普通研究人员的人事制度到大学管理人员的选拔聘用，再到对大学的KPI和拨款挂钩的一系列改革，旨在促进产学合作，激励大学知识贡献社会。

3如何评价“社会5.0”

（一）发展型国家特征的延续

1982年查默斯·约翰逊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理论，该理论将日本的奇迹归纳为3点：一是强烈而持续的发展意愿；二是有一个高效的精英官僚体系；三是紧密的政商关系。其具体表征是日本的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精英官僚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以产业结构政策选定应发展的产业；二是以产业组织政策确定合理发展产业的手段；三是在所划定的战略领域监督竞争机制，以保证经济健全高效运行。亚洲国家将其视为后发经济体在赶超阶段的经典理论与模式。约翰逊建议效仿日本的产业政策以重振美国，其主张虽经里根政府为期1年的专项讨论，但最终未被采纳，而是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后仅在民主党克林顿政权时期用作解决美日贸易摩擦的理论依据。也正因为此，在日本国内，负责发展型国家理论日文版翻译的原通产省事务次官矢野俊比古，从最初的欣然受命到后来担忧该理论对日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日本对于约翰逊理论中的赞赏日本模式开始蒙上警惕色彩，日本学者多不承认约翰逊的理论依据,强调产业政策的局限性——仅奏效于重化工产业时期和知识集约产业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仅局限于半导体等个别产业，并指出除通产省外，大藏省的作用同样重要，认为应当区分狭义的通产省产业政策和更广义的政府作用。

尽管日本学者因顾虑日美关系，以置换概念方式否认约翰逊的理论，但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不争的事实。在增长优先及国家至上的潮流下，产业界及企业多不怀疑政府导向的正确性，认为在“行政指导”下采取合作态度是事业成功的保障。首先，如果循着政府指明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方向，向目标产业进行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就能够获得融资及税收方面的优惠，且不用承担太大风险；其次，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实施作为禁止垄断法例外的价格卡特尔和投资卡特尔,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经营风险。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导和政府主导模式，既是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传统，也是改革之际的杀手锏，从“社会5.0”的实施路径中依然可以管窥一斑。可以说，“社会5.0”触发于日本国内长期低迷的平成萧条和新兴国家崛起的外部环境，发起于日本政商界的精英，试图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按照政府选定的战略方向，举全国之力开启新一轮的发展与赶超，以缩小差距，实现增长与复兴。

然而，高度成长期的政府主导方式能否奏效于新一轮的赶超与复兴？因冷战格局凝聚起来的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共同发展意愿已瓦解,战后麦克阿瑟为日本营造的无外部竞争的发展环境已被经济全球化取代,技术升级与产业更替的速度之快也今非昔比。产业结构政策大量采用选择性政策工具，制约了企业技术选择的自主性，容易导致技术趋同，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和行政指导也容易出现角色错位，误导需求。为了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日本自1971年起每5年开展一次技术预见调查，广泛征求日本科技专家的意见，以掌握未来30年技术发展的路径,日本是世界最早使用德尔菲专家调查法进行技术预见的国家，以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提高调查效率和预见准确性。未来，能否克服政策转换的滞后性，能否抵销政策成本的递增性，能否媲美市场配置的合理性，都有待进一步考察。长期的平成萧条暴露出的是其自身体制的症结所在，如不进行改革，日本很难成功进行新一轮的赶超与复兴，即使再创“奇迹”,也难以阻挡体制造成的再度萧条。

（二）实学与集权结合传统的延续

自江户实学、幕末洋学以来，西方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日本本土化的过程中，更突出了实学传统与集权需要的结合，更关注教育的精英主义和功利主义维度，将其用于殖产兴业的国家主义目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战后的赶超阶段。产业界势力始终通过紧密的政商关系要求教育适时调整，以应对产业界需求，20世纪50年代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要求大学理工科扩招，60年代池田内阁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济审议会根据倍增计划目标年度各产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化作了推算，提出了理工科大学17万人毕业生的具体教育目标。

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滞胀与凯恩斯主义失灵，世界性财政缩减，成为世界性的大学与新自由主义结合的外源性动因。其依托的理论依据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中描绘的市场竞争的高效性、应对性和创新最大化。

各国的新自由主义与大学的融合，包含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型两个方面，其特征是：营利化的大学机构走向；教育主体意义与角色的转变；课程与教学的商品化趋势；大学机构性质的转变——知识工厂与学术专利公司；公司化的行政管理。就日本而言，中曾根康弘创设教育改革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桥本龙太郎时期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及前述的大学校长改革，强化大学经营的公司式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都体现了明显的新公共管理特征。

然而，日本的大学改革依然呈现出实学与集权相结合的特征。支撑这一特征的是日本紧密的政商关系和政府主导体系。从短期利益看，国家确定战略方向，产业界遵循方向，要求大学被嵌入“举国”体制的产业技术研发模式中，让大学成为产业界的知识工厂或中央研究院，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臣服于工具理性规则的国家企业，构建既减少政府负担、又为产业界所用、还解决大学经费困难的新型产官学关系；从长期利益看，容易忽略非短期利益取向的基础研究。波特在论及美国的竞争力时特别指出，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经费支出，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且各级政府机关在教育、科学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地进行大量投资，日本却始终延续着偏重技术的传统。

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学改革中呈现出若干效仿美国大学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型的做法。然而知识具有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属性，要求开放和流通。经合组织指出，当知识获得快速和完全自由流通时，科研及其应用的创造性潜力，特别是协同性的创造力得以最大化。知识只在最初被生产出来时具有排他性，以专利、版权、付费期刊等形式存在，但是知识一旦流通开来，其市场价值就是零，因此具有易于市场失灵的属性。这一悖论体现在“社会5.0”中就是知识产权开放与封闭间的平衡关系。未来，伴随技术迭代加速和技术生命周期缩短，两者间的平衡问题将愈发重要。

就大学而言，从短期利益看，“资历”大学的导向性将助推改革模式的推广；从长期利益看，容易造成整齐划一的跟风局面，阻碍各大学教育与研究的灵活性和自主性。1997年日本颁布的《关于大学教师等的任期制的法律》，标志着日本高校人事管理制度从“终身雇佣”的公务员制转向选择性“任期制”的非公务员制，将更加灵活的人事制度选择权赋予了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校长指出，博士生入学率从2001年的41.9％下降到2016年的26.0％，“任期制”教员的占比由2006年的43％升至2012年的60％，40岁以下“无任期”教员由2006年的903人下降至2016年的383人,即便是东京大学也面临着严重的优秀人才短缺问题。为纠正改革后的弊端，东京大学2016年恢复了89个40岁以下“无任期”指标，提升至474人，以确保优秀人才，提升科研能力。理想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型与高等教育的亲和性遭遇质疑和挑战。

（三）“社会5.0”实现路径的挑战与机遇

从前述考察可知，“社会5.0”的实现路径为政府主导，以数据和人才为基础创造价值。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的第三支箭是“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第五期计划和《未来投资战略2017》确定了科技为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向,以“国家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折中的形式打通投资端和资金端。对于政府选定的方向,将以先行先试、允许犯错的形式在国家战略特区开展，建立事后评估机制。《未来投资战略2017》指出,以设立监管沙盒制度、规制改革和简政放权、触及实质的公司治理和产业新陈代谢等为支撑价值创造的体制,以改革促创新.2017年6月9日,《规制改革实施计划》出台,对农林水产、人才、医疗介护保育、投资等领域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规制做出相应废止和修改.2017年12月8日，一揽子新经济政策出台，强调以“生产性革命”和“育人革命”为车之两轮，全力实现“社会5.0”。未来，改革如能攻坚成功,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TPP势必将成为实现“社会5.0”的重要契机。

而另一方面，“社会5.0”的实施路径中尚存若干不确定性。

第一是公司治理和产业新陈代谢的改革力度与方向。

波特曾说，强大的企业构成了强大的产业,而强大的产业构成了国家的竞争优势。他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美国进入衰退期的1990年就准确地预言了“日本经济奇迹的故事广为流传,我的看法却有很大差异。日本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只占国家所有产业的一小部分，在那些耀眼成就的背后，还有更多产业是根本缺乏任何国际竞争优势的”。波特认为，政府层面有关竞争力的讨论仅仅集中于宏观政策，而真正限制一国进步的却是微观经济问题。日本政府对待两极分化的上述两类产业和企业采取功过相抵的平衡政策,恰恰是日本未来经济繁荣的隐患和限制。他同时指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日本众多重要服务业一向处在政府管理之下，既没有竞争条件也无力创新。这些都成为今天论及日本企业治理和企业所处生态的定论，也是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

日本企业治理结构以“组织控制型”或“内部治理型”为特征，注重自上而下和内部和谐。1994年日本开始股份回购制度改革以及2002年商法修订后，为了避免股权结构变化威胁企业长期发展，2006年新公司法中加强了公司经营者的权力，并给公司经营者对内部治理结构进行再构建以实现权力高度集中提供了制度空间。《未来投资战略2017》依然延续了确保中长期稳定性而非短期利益的主张，所作改动仅为机构投资人管理守则，依然止于表面。

第二是既得利益者与改革者的关系。

之所以企业治理和新陈代谢流于表面，是由于产业界、官僚和族议员组成的“铁三角”关系。政府以“护送舰队”式金融秩序、主银行制、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主银行制加上交叉持股使得环绕交叉的持股主体人形成不了最终持股人，股票期权无法对企业治理结构确定起制约机制，“控股证券”的性质以稳定股东为目的。大企业与协力企业之间还形成大企业主导的上下游结合的稳定关系，大企业多向协力企业投资。利益团体作为“大票田”支持政权。改革多雷声大雨点小，不能触及实质，症结正在于此。

第三是非正式制度惯性。

包含日本学界在内的精英层反思不足。寺西重郎认为，战后模式正是建立在自由竞争模式和金融秩序引发昭和大恐慌的质疑基础上；在地区间竞争、阶级间对立和产业间更替3个选项中，日本最终选择了产业间更替以促进日本发展，新自由主义却是建立在阶级间对立的前提之上,并不适用于日本，以此批驳小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无的放矢。这种主张恰恰是波特质疑的日本政府对两极分化产业采取平衡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组织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系列研究中，在泡沫经济崩溃十余年后依然可见“日本企业在世界企业中具有本国优势”，“日本的竞争力源泉在于封闭创新中的组件式隐性知识，主张夏普式黑箱技术,主张日本制造业回归国内，建议日本政府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等论断。加护野忠男甚至认为，日本式公司治理基于长期契约，这才是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曾任经团联副会长、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的盛田昭夫于20世纪60年代任索尼（美国）的总经理，对比日美的企业结构，他在60年代就反思温室速成的日本企业不足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反思,在其发表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夕的1992年2月的文章中却变成了“小改革尚且不易，以日本当下的企业环境，如一家实施改革，势必陷入危机”的顾虑与妥协。对于全球化的误解和误判,被忽视的企业自身结构和企业生态问题，成为非正式制度惯性影响着日本的改革进程。

综上所述，日本欲以“社会5.0”愿景助推改革，但这种改革并非以11个大系统作为实验场，摸索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作用下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制度设计，而是根据政府选定的方向进行局域改革与先行先试。这是复杂的政治妥协与让步的结果，也是维系政权的需要所在。关注日本“社会5.0”，更应关注其改革旨在确立的新型国家创新系统及其中的制度设计，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注释略）

【重磅活动】第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生论坛

【求贤若渴】南开大学周政院诚聘国际关系专业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求贤若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2018招聘工作人员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现代日本经济》2018年0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